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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其發展規模與水平，也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高低的重要標志。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充分表明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優化發展對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并形成創新驅動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如今，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正進入“升級版”的轉型與融合發展新階段。

　　從外源推動轉向內源驅動

　　國際上，先行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基本取向主要有對新興產業進行規劃和導向、培育有利于文化創意新興產業成長發展的市場體系和制度環境、在更大程度上激發市場主體選擇新興產業的內生動力、促進產業自發集聚并形成有機聯系的產業鏈和價值鏈等幾種形式，仍然是基于內生動力為主的政府支持、法律規范、市場運作、行業自律、企業自主的協同驅動模式。
　　我國也在探索政府政策與市場機制協同的作用方式，但與國外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原有的產業基礎和市場基礎比較薄弱，從而在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更大程度上必須通過土地、資金、人才等要素的直接投入加以扶持，特別是直接介入文化創意園區、街區等集聚區的建設與運營管理。產業及其園區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的定位乃至發展動力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地方政府政策效應。從基本現實來看，近些年基于這種推動模式的中國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確實實現了跨越式邁進，但人們也已注意到基于這種外在推動模式可能導致動力不可持續性、擴張發展盲目性和運行機制低效性等問題。因此，一些區域特別是先行發展地區，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經在積極推進政府職能定位和政策導向的轉換，進一步培育和強化市場機制及市場主體的作用，著眼于更大程度上激發市場活力和主體動力，從而逐步探索以內生動力為主的政府與市場協同驅動模式。

　　從園區建設轉向園區運營

　　集聚或集群化發展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基本空間形式和組織形態，而在產業集聚發展的路徑上不同國家或地區具有各自的特色，大致可歸為兩種基本模式：一是市場機制作用下各類經濟主體自發集聚形成的產業群落，二是地方政府主導下通過園區建設形成的文化創意類產業園區，后者是當今中國各地大力推進文化創意產業集聚發展的主要模式。
　　近幾年，各地規劃建設和轉型改建中也因此快速形成了數千個大小規模和不同層次的文創園區。而且，與一般自發性產業區不同，建設模式的“產業園區”具有明確的空間地理邊界、明確的企業組織范圍、明確的產權邊界、明確的管理機構主體。空間、組織的“有界性”以及園區行為的“主體性”是這類園區的基本特性。在政府政策+市場機制+園區機構+企業主體共同構成的運行體系中，園區組織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體系運行中的重要行為主體，而且在從園區建設進入園區運營優化發展階段后，園區組織將成為集成產業群系統資源更為關鍵的因素，并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潛在功能發揮和可持續發展中具有推動作用。一些文化創意產業先行發展地區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導向的著眼點上已經在推進從園區建設向園區資源的整合、質量和功效的提升、市場化運營組織的培育等方面的轉化，并且對園區運營機制模式的優化進行了有益探索和創新，這種創新和探索的成效也已初步顯現，涌現了一批典型的園區運營模式。如北京“尚8模式”、上海“德必模式”、深圳的“靈獅模式”等。

　　從單一產業振興轉向融合發展

　　隨著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融合發展的實踐，文化創意產業顯現出更深層次的潛在功能，由此也促使人們對其融合發展方式及其功能作用認識不斷深化，即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特性已經使得它不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產業現象，而是一種與新時代相適應的新生發展范式。特別是由于它與科技融合而相得益彰，與傳統產業融合而促使其新生活力和價值倍增，與新興產業融合而促使其業態更放異彩。所以，我國發達地區在先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上，已經在超越以往單一文化創意產業功能的認識，進一步強化創意經濟時代融合發展理念，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作為地區創新驅動的重要抓手和經濟發展的推進引擎，以此促進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反映這一轉換趨勢特征的標志就是，2012年5月和6月，國家科技部、中宣部等多部門先后聯合下發了《關于認定首批國家級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通知》、《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綱要》，特別是2014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這些舉措將進一步促進文化、藝術、創意設計、動漫影視、新媒體等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休閑、時尚服務、建筑裝潢、工業制造、農業生產等特色經濟領域的融合發展，由此帶動產業升級和價值增值。

　　從多部門分業管理轉向機構協同

　　文化創意產業日益顯現出國民經濟支柱和國家或區域軟實力的重要地位，但由于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產業有很大不同，它實質是融合性的產業經濟形態，除了文化、創意、科技等因素緊密融合外，幾乎所有產業也都需要融入“創意”元素，從而“創意”生產也就成為各產業鏈的重要環節。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發展中，各地主管文化、傳媒、出版等部門的黨委宣傳部已成為地方領導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而政府的相關行政或經濟部門也“齊抓共管”。隨著產業的發展和園區的成型，外延式擴張及外源式驅動的作用實效開始遞減，這就需要培育形成系統協同機制激發內源性驅動的作用模式，以取代原有外源力量主導和簡單疊加作用的體制機制模式。因此，根據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特性，我國在文化創意產業不斷探索發展的進程中，先期發展的許多地方已經意識到以往傳統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如今創意經濟時代融合發展的范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為克服原有體制的弊端，在整體的管理體制機制上積極進行創新探索，正在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管理協調體制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杭州模式”。它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成立由地方黨政主要領導負責、相關職能管理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或協調領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或類似機構負責承擔日常統一管理協調工作。所不同的是，各地主要責任部門的任務分工及協調機制存在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