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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浙江大學EMBA中國宏觀經濟高峰論壇在寧波舉行，論壇邀請了著名經濟學家史晉川教授，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兼EMBA教育中心主任衛龍寶教授，解讀后危機時期中國宏觀經濟狀況以及浙商經濟轉型升級的機遇與挑戰，并對長三角地區經濟狀況與如何轉型升級的問題做了分析。

    中國不該為了3%-5%的溫和通脹而緊張

    史晉川（著名經濟學家、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3%到5%的溫和通貨膨脹用什么樣的態度去看它？
    對于近期大家關注的通貨膨脹問題，目前在國內是有不斷抬頭的趨勢，但是對于3%-5%的溫和通貨膨脹沒必要緊張，相對于通貨膨脹，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增長。不能因為各種反通貨膨脹的政策導致四季度甚至明年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加速下行，這才是最危險的。CPI是有飯吃的人吃得貴還是吃得便宜的問題，而經濟增長則要涉及有一部分人有沒有飯吃。
    目前緊縮銀根、提高利率、提高準備金率等這些反通脹的政策，首先它對抑制通脹的作用很小，但是它對經濟增長的損害很大，任何緊縮性的政策都是雙刃劍。
    其次，從通脹本身的性質來看，中國也不應該動用總量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對付通脹。從前三季度的上漲的CPI來看，90%是食品因素和房租因素，住宅費用和食品費用占了整個CPI上漲因素的90%，這是結構性通脹。結構性通脹的出現，主要原因不是貨幣政策太寬松，而是供應有問題。對付這種通脹，兩個最好的辦法，第一，改善和增加供給；第二，給受這種通脹影響比較大的中低收入階層發放生活補助。根本不需要提高利率、抽緊銀根、提高準備金率。

    浙商轉型升級規模是個門檻

    史晉川：國務院“新36條”鼓勵民營資本進入一些原本壟斷的新興行業，這對于浙江經濟轉型升級將有促進作用。但是，浙商轉型升級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此。
    民營企業在轉型升級時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會碰到無形的天花板，碰到無形的產業壁壘、政府管制，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新 36條”所有開放的這些行業，都有一定的規模門檻，不是零散的小產業資本可以進去的。要抓住“新36條”的機遇，浙商必須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分散的小的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通過什么樣的方式集聚起來，變成一個比較大的資本，然后再回饋到產業層面上去。這個問題不解決，石油領域哪怕對你開放了，最終也只能去開加油站。
    浙江民間資本多，但規模都比較小，幾千萬的基金就算大的了。真的要做產業投資基金，必須要有幾十億元的規模。進入一些大的行業，一兩個民營企業是做不起來的，所以一定要抱團。
    衛龍寶（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兼EMBA教育中心主任）：我以浙江嵊州的領帶產業為例，當地企業的領帶產量占了全世界的39%，可是嵊州領帶的FOB（裝運港船上交貨）出口價格如果以220元來計算的話，企業實際上拿到的才20元，其中的160元給了夢特嬌、皮爾卡丹等這些擁有品牌的公司，另外的40元給了渠道商。我們的企業從養蠶、織絲、整燙、包裝到縫制，弄了半天拿到手的只有20元。這種分工的格局決定了我們如果不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單純靠企業的規模，靠贏得市場占有量來獲得經濟績效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
    我認為改善這種局面的辦法就是扶持龍頭企業，改變扁平式的經濟結構。這樣可以使惡性競爭的中小企業集群能夠在同一個平臺上分享利潤空間和服務平臺。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有這樣的現象，如浪莎襪業已經把義烏地區做襪子的企業組織起來。正太、德力西這些電器企業把省內一些低壓電器小企業引領帶動起來。寧波的服裝企業也是這樣，用品牌的號召力來組合這些中小企業。這些龍頭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帶領了小企業能夠在這樣一個平臺中一起來參與國際競爭。

    后危機時期 民營企業會有新的機遇

    史晉川：后危機時期，國際產業轉移的環節也在變化，原來是制造環節轉移，現在研發、設計、品牌這些環節也會加快轉移。這個對浙商來說非常重要。
    后危機時代，對于浙江的經濟模式的轉變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在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方面會向亞洲這些新興的經濟體轉移。從而亞洲新興經濟體制造業將會有一個大的提升，比如汽車領域。
    但是，美國、歐洲對于實體經濟將更加重視，傳統的制造業、汽車工業，美國可能采取更嚴厲的貿易保護措施，防守式發展。
    中國的企業也更專注提高自身核心競爭力。國內公司正在積極地和國外公司合作，收購他們的品牌，比如營銷團隊、研發團隊，更好地提升亞洲這些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力。
    衛龍寶：浙商的企業最近有幾個非常漂亮、讓世界震驚的事件，一個是吉利集團收購沃爾沃，還有一個像神話一樣的事件，就是馬云在這幾年把阿里巴巴打造成一個世界級的企業。為什么浙江的中小企業在轉型升級中能夠做得比較好？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我們講一個企業要成長，首先當然要有一定的基礎，當年浙江的鄉鎮企業有先發優勢。在短缺經濟的時代，其他省份還沒有允許非農的產業或者說鄉鎮企業開始成長的時候，浙江就開始冒出來了。在短缺的時代，他們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以前小平同志有一句話說，中國經濟有秘密武器，那就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江澤民接待外賓的時候講過，建議到浙江、江蘇去看一看，實際上講的就是這個事情。
    這是一個基礎，就是當時起步比較早；但更重要的是這些企業家能夠成長，我想跟他們的理念或者有一種國際的視野，或者是有一種社會的責任，或者是他們有一種不斷學習、不斷提升這樣一種特色有關。我們可以看到新冒出來的企業，如果這個老總不強調學習，如果這個企業、這個組織不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很可能若干年以后就像曇花一現，就沒有了。但是能夠冒出來的往往是更強調學習、強調不斷提升的。

    浙江經濟如何轉型升級

    衛龍寶：浙商是一個很特別的群體，浙江為什么會崛起呢？現在有幾種說法，一種就是浙江人特別精明能干，特別能吃苦，就是我們講的創業精神，有一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還有一個就是浙江有一種特別的經濟構成，我們這里市場化非常的發達。我們浙大管理學院有一句口號叫走在市場經濟的最前沿。我們還是相信競爭的，浙江省的經濟總量里面，大概 70%的GDP來自于民營企業，這可能是一種機制上的優勢。
    現在浙江是全國轉型升級惟一一個試點省，浙江經濟的轉型升級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于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浙江經濟來說，要徹底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嘗試。
    第一，要加強集群的創新能力，健全人才培養體系和技術創新體系。創新、創業是立省之本，浙江大學在這方面與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如在紹興的柯橋建立了浙江大學紡織研究院，計算機專業把新的生產工藝輸送到紡織機械程序里，實現技術創新，讓企業提升產品的檔次，這樣才可能創品牌。
    第二，控制渠道，運營品牌，建立銷售網絡。這一點，浙江大學EMBA學員、美特斯邦威董事長周成建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美特斯邦威沒有1平方米的生產車間，只有不到13%屬于自己的直營終端，但它卻是最大的財富受益人。這種去掉兩頭，只留品牌的商業模式，邦威除了賺到錢，還得到期望已久的市場份額和品牌營銷渠道，一箭雙雕，最終實現了美特斯邦威的騰飛。
    第三，促進金融體制創新。私募基金能在中國的土壤上正式成為被允許的金融產品，可能跟浙江一些地區的努力分不開。所以金融體系的創新也是浙江接下來一個重點的工作。
    第四，建立風險防范機制。很多事實證明資本運作需要建立監控體系，當資本運作出現危險的情況下，適時采取措施，這樣才不至于殃及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