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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歷史經驗，黨代會對于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影響至少將持續五到十年。這次大會對于企業界來說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企業面臨的經濟社會和國際環境等基本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能否會產生大規模的體制改革和政策紅利，直接影響企業的發展空間。當然，十年時間也是漫長的，十年間影響企業發展的因素也很多，因此很難精確地判斷未來十年企業的發展前景。而事實上，幾乎所有的預測、判斷、猜想等都不能與人的希望、希冀隔離開來。所以，我們的猜想也具有判斷和希望的雙重性質。

　　趨勢一：體制改革造就企業新動力

　　當前中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大規模政府投資的邊際收益已經極小，體制改革帶來政策紅利隱于無形。未來我國是大規模消費主導的時代，我們必須把城鎮化做實而不“夾生”，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讓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為此，中國將沿著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推行壟斷行業改革、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建設、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審批體制改革是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兩個凡”——“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可望作為縮小政府權力邊界、擴大社會組織邊界、放松對企業行政管制的指導思想。體制改革將為中國企業發展進一步“松綁”，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和政策紅利，中國企業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再出發”，獲取新的成功。

　　趨勢二：居民收入升高助企業轉型

　　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中國居民收入將整體上大幅增長，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2011年中國年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2021年中國年人均收入可望達到10000—12000美元。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長將成為中國內需的堅實基礎。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制造”將逐漸轉型升級，從低端制造環節向高端制造邁進，從單純制造向產品質量、產品設計、研發、品牌和渠道建設等綜合化發展。以肉制品為例，目前被廣為應用的暖鏈肉制品將廣泛升級為冷鏈肉制品，肉類營銷將變成“冷鏈生產、冷鏈運輸、冷鮮銷售、連鎖經營”，產品質量更高更安全，企業利潤也更豐厚。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中國企業在從吃(食品)、穿(服裝)、住(住房)、用(耐用消費品)、行(出行)等各方面的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均將轉型升級。

　　趨勢三：150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過去十年，是中國大企業高速成長的十年，中國最大500家企業的入圍門檻標準從20億元提高到170億元，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從11家躍升至73家；眾多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命脈的中央和地方國有企業進入500強行列，也有數家通過自主技術創新、并購重組進入世界500強的民營大企業。從大趨勢上判斷，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由大國到強國、由成本領先到價值創新、由制造到創造的歷史轉折點上，正處在由全球經濟的融入者逐步走向全球經濟的驅動者的新起點上。大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未來十年仍然是中國企業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到“十二五”末，中國將超過100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十年后，中國將可能有150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家電、機械、汽車、電子、消費品、能源、金融等領域的眾多民營大企業將陸續成為世界最大企業的一員。

　　趨勢四：國有經濟有所為有所不為

　　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的停滯是不爭的事實。部分具有行政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攜行業地位、政府資金、政府需求等巨大優勢，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擴張，對行業內民營企業有一定擠出效應；部分行業的國有企業對于既往的經濟體制改革成果置之不理，開始走回頭路；一些高速擴張的國有企業在不確定的市場環境和未知領域中陷入衰退；一些真正需要國有經濟、國有資本去做的領域，比如種子產業、公共品提供等，他們并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經濟低速增長下，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有所為有所不為，勢在必行。未來十年內，中國可望沿著一條改革路線圖，推進重點行業的國有經濟調整和改革，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域國有經濟的力量會加強，比如航天、大飛機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產業等；一些高度市場競爭的領域，國有資本或會逐漸退出或保留部分比例，按照市場化原則盤活國有資產，提高國有經濟增長質量，可望實現。

　　趨勢五：民營企業迎來新一輪發展

　　當前全國1270萬家企業中，1200萬家都是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像廣東、浙江、江蘇等省份的民營經濟已經占到全省經濟總量的90%以上。事實證明，民營經濟越壯大，經濟活力就越強，經濟總量就越發達。但是我們的政策有點像把腦袋埋進沙漠里的鴕鳥，明明知道民營經濟是一種經濟常態，但偏偏將其作用僅僅限于保障就業、增加稅收、繁榮市場，內心中仍然有一個“魔咒”，不愿把民營經濟當成國民經濟的支柱。民營經濟始終存在“二等公民”的陰影。隨著新一輪體制改革的啟動，中國將從行政審批制度、壟斷行業改革、結構性減稅等多個方面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也將進一步提高。在新一輪發展高峰之后，中國民營企業將脫胎換骨，中小企業將達到2000萬家，民營大企業將在多個行業成為國際領先企業。

　　趨勢六：企業更加重視技術創新

　　應該說，過去十年間中國企業高度重視技術進步，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之路，中國企業在動車組、水電機組、網絡通信設備、家電、航空航天等領域都取得了較大進步。但總的來說，過去十年間中國企業是粗放式的。未來依靠行政壟斷、自然資源、透支自然環境和勞工健康等高速發展企業的模式不可能持續下去。中國企業將在消費主導的時代，超越以往逆向創新的傳統路徑，從基礎研究、概念設計、產品設計開始做起，并逐漸掌握一些行業或產品的主導權，在新興產業和新產品的創新中率先實現正向創新。

　　趨勢七：中國式企業管理模式增多

　　過去十年，一批大企業在生產經營規模、市場競爭能力等方面已躍居世界前列，初步具備了跨國公司雛形。但是中國式企業管理模式仍然難以得到廣泛認可，原因在于我們的質量管理、風險管理、環境體系、職業健康體系、社會責任標準都難以達到公眾的基本要求，更別談為全球企業成長數據庫提供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發展典范模式。但也應該看到，我們的企業也正在發生變化，我們更加重視品牌、聲譽、知識產權、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我們更重視社會變革中企業作為“社會人”的角色和責任；我們還在不斷反省和總結我們的模式。相信在越來越重視消費者和市場的時代，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管理模式涌現出來，成為全球商學院授課的經典案例。

　　趨勢八：一批世界級金融機構涌現

　　應該說，由于中國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導致金融機構對于實體經濟的“暴利”和負面影響，中國金融企業存在較大的道義壓力。金融體制的繼續改革也必須推進。隨著中國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真正推動，中國金融領域被大銀行“壟斷”的局面終會打破。未來十年中國將涌現出一批盈利能力強、規模大、管理水平高的世界級的金融機構，包括一些大型銀行、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等。10年后，中國整體的金融環境也將大大改善，法制進一步加強，對財產權利、貸款人權利與少數股東的保護更加有效，信用文化和股權文化在中國將初步形成。政府監管的水平越來越高，越來越嚴格，也越來越有效。同時，監管將是一種審慎監管，在諸多方面放松管制，給予金融機構與市場參與者更多的自由，自主開發新的金融業務和產品。整個金融市場的競爭將非常激烈，從而不斷促進金融創新，促進效率提高，和英美等最發達的金融市場的差距將逐漸縮小。

　　趨勢九：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競爭

　　時間到了2012年，縱觀全球，世界正處于大調整大變革之中。美國經濟復蘇乏力，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繼續深化；大選之年的政治變局、大國沖突，讓全球經濟平生不少波折。但是也應該看到，以往每一次經濟危機之后，都會發生重大的科技革命，為世界經濟走出泥濘提供新的引擎。如今，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到來，遠見者已經覺醒。過去10年內，中國參與全球分工正在從勞動密集的相對低附加值環節向更高端的環節升級，這種升級勢頭尤其體現在移動通訊設備領域和高技術含量的機電產品領域。這使得我們能夠滿足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對資本品和成套設備的需求。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品已經贏得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這種勢頭需要保持。

　　趨勢十：政商關系更加制度化

　　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政商關系是所有企業和企業家都不愿觸碰但又不得不碰的話題。企業與政府的政商關系與體制改革有很大關系。從晚清中國出現現代企業和企業家以來，中國企業與企業家總是遭遇各種紛繁復雜的政治沖突，無數企業和企業家死在政商關系這個問題上。事實上，政商關系的核心是政府的邊界要確定清楚。而我們的制度往往模糊化處理這一邊界，乃至出現了一種違法的甚至是惡性的政商關系。究其原因，在于我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大都存在與政府官員建立良性溝通渠道和機制的強烈愿望和動力，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沒有建立一種良性的、順暢的溝通民營企業與政府關系的渠道和模式。民營企業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不能通過有效渠道傳達給政府，反之亦然。未來中國可望通過更加制度化的安排，探索建立政府與企業的規范、穩定、順暢的新型政企關系，打破舊有胡雪巖模式。這是對企業和企業家的制度保護，也是制度成熟和完善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