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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長三角打造數字經濟高地新優勢 記者：魏來）

　　今年伊始，新冠疫情突如其來，給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在此次抗擊疫情過程中，數字經濟優勢凸顯，為全民抗疫防疫和復工復產提供了重要支撐，也引發了中國新一輪的數字化高潮。作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高地，長三角該如何打造新優勢呢？

　　數字經濟按下“加速鍵”

　　近年來，數字經濟日益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數據顯示，2018年，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總量達到8.63萬億元，占全國的28%，數字經濟占當地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40%。

　　作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高地，長三角區域自然不會缺席這一高速發展的“窗口期”。《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共同打造數字長三角，協同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

　　浙江大學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建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三角一體化作為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發動機”的作用。長三角的數字經濟發展在全國處于比較領先的位置，被國家寄予厚望。數字經濟也成為推動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發展的一個新抓手。

　　“數字經濟有三大特點。”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是替代性。在過去幾十年，以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各種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價格持續快速下降，對其他傳統領域產品形成非常明顯的替代，進而帶來更多經濟效益。”

　　“二是滲透性。即數字經濟可以滲透至經濟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深刻改變了經濟發展模式與人們的生活習慣。三是協同性。即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投入，不僅能改善資源配置狀況，還能增進要素間的協同性，進而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帶動經濟增長。”付一夫進一步指出，“此外，與數字經濟相關的互聯網、移動通信、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可以形成兼具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及長尾效應的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價格機制，由此提高經濟的均衡水平，同時能形成各種新興業態，為經濟增長注入活力，并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各地稟賦各異

　　整體來看，長三角三省一市的數字經濟發展各具特色，三省一市也各盡所能，推進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

　　——安徽省政府攜合肥等六個地市，與阿里巴巴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宣布全面發力數字化。

　　——杭州今年將重點實施“強化數字賦能、推進‘六新’發展”行動，加快布局以數字基建為核心的新基建，全面賦能和推進新消費、新制造、新電商、新健康、新治理，增強城市吸引力、創造力、競爭力。

　　——上海市青浦區、浙江省嘉善縣、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簽署改革備忘錄，著力推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示范區的數據開放共享，共同打造“數字示范區”。

　　——南京出臺了《數字經濟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提出“數字南京”建設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數字蝶變”。

　　那么，長三角發展數字經濟有哪些獨特的優勢呢？

　　在陳建軍看來，長三角擁有三方面優勢。首先，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全球性。“目前，國家與國家的競爭已不是傳統制造業的競爭，而主要是數字經濟的競爭。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全國甚至全球意義，涌現了一批以阿里巴巴、海康威視為代表的具有全球地位的數字經濟企業。”陳建軍稱。

　　“同時，長三角的民營企業特別活躍。民營資本的投資效率高，在長三角數字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彰顯了強勁的活力，成為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也順應了中國的市場改革的方向。”陳建軍進一步指出，“此外，以創新策源地為引領，打造產業鏈和創新鏈的雙鏈融合，帶動數字經濟的發展。長三角以創新鏈帶動產業鏈發展，由龍頭企業通過資本和人才來帶動一批數字經濟的中小企業發展。”

　　從城市層面看，陳建軍認為，上海相對來講實力比較雄厚，數字制造業發展情況較好。上海是全國芯片產業的巨頭，張江高科園區依托強勁的高科技制造業，成為中國數字芯片產業的一大集聚區。同時，上海數字制造業開始向數字服務業領域滲透，已成為僅次于杭州的長三角第二大互聯網產業集聚區。

　　“杭州的數字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從數字服務業開始突破，目前也開始往數字制造業、數據研發產業方面發展。”陳建軍進一步分析稱，蘇州制造業比較發達，目前和上海基本形成了城市聯盟的關系；南京主要依托豐富的高校資源，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但還需要更多民營資本的支撐；合肥數字經濟的發展則主要是依托于中科院和中國科技大學，涌現了一批數字經濟企業家。

　　挑戰與機遇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引擎作用不斷凸顯。不過，在新一輪的數字化浪潮中，數字經濟在迎來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中央財經大學新聞系副主任、中經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端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雖然在疫情倒逼下，數字經濟迎來了跨越式發展的“窗口期”，近幾個月來新業態、新消費持續涌現，但目前的產業體系、評測體系、財稅體系和治理體系等方面都嚴重滯后，或將成為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具體來看，挑戰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陳端指出，“第一，雖然黨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了‘數據作為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數據如何確權流轉？企業新增利潤中哪些是因為數據紅利所產生的？新增紅利如何分配？這些問題都會在實踐層面帶來困擾。”

　　“第二，目前我國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評估指標體系及其對宏觀經濟增長和消費、就業帶來的作用也缺乏統一的界量標準。如何更好在全社會范內實現政企數據的互通共享，以此為經濟決策優化提供參考，是我們需要在下一階段重點著力的問題。同時，面向數字經濟一整套財稅政策體系改革也任重道遠。”陳端進一步指出，第四，“新基建”目前備受關注，但針對新場景、新應用的正向和負向效應，包括過度數字依賴帶來的社會安全風險，都需要科學審慎評估。此外，如何有機結合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優勢和區域發展規劃，打造內生性增長優勢，還需要有一個從認知到行動的漸進過程。否則，快速響應號召投入硬件基礎設施建設，但軟環境配套尤其是人的觀念跟不上形勢，可能導致應有的作用難以發揮和資源浪費。

　　在付一夫看來，我國數字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還面臨著三方面挑戰：

　　從技術層面看，我國數字經濟在核心技術方面依然落后于發達國家，尤其是在數字制造裝備、芯片技術、系統軟件、材料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缺乏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

　　在數字經濟細分行業層面，我國相關企業的核心發展思路依然是面向C端，即追求快速增長的用戶數量，以互聯網營銷思維、流量思維、平臺思維推動數字經濟規模持續擴張，但在面向B端企業上的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行業發展仍不夠理想，進而導致我國產業數字化進程相對滯后。

　　在結構層面，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還存在著城鄉發展不均衡、區域發展不均衡、大中小企業之間滲透不均衡等問題。

　　陳建軍指出，長三角數字經濟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更好地實現制全產業鏈的數字化，努力攻破關鍵“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構建一個相對完整的不受國際形勢遏制的“中國制造”的數字經濟產業鏈。

　　“三省一市分工協作，重點突破數字經濟的中國制造產品，以替代國外進口，是長三角在數字經濟的下一步發展方向。”陳建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