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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吸引企業將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將生產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其它地區，而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是一種能夠實現企業、總部所在區域、生產加工基地所在區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進的經濟形態。企業把總部布局在發達的中心城市，而將生產加工基地布局在欠發達地區，會使企業能以較低成本取得中心城市的戰略資源和欠發達地區的常規資源，實現兩個不同區域優勢資源在同一個企業的最佳配置。由此，總部所在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術資源優勢可以得到充分的效能釋放，加工基地所在欠發達地區密集的制造資源優勢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總部經濟體現了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支配力、控制力和對資源的調配力，有利于中心城市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城市功能的轉型，并實現區域資源的最佳組合。作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重要力量和長三角南翼經濟中心城市，寧波發展總部經濟不僅必要，而且具備許多有利條件。基于對寧波總部經濟發展的基本判斷，加快構建寧波總部經濟發展的新機制，必須充分發揮總部經濟的“六大效應”，高度關注“總部—基地”格局構建過程中的“兩遷”現象，積極采取“四大策略”，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

    一、寧波總部經濟發展態勢的基本判斷

    目前，我國總部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良好，主要呈現出四個特點：一是知識密集的大城市成為總部經濟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二是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成為我國總部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三是中小城市企業總部向大城市遷移，大城市企業生產基地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的“雙向流動”趨勢日益明顯；四是區域性“總部－制造基地”合作模式初步形成。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經濟圈，是我國經濟中最具有發展活力的經濟圈，也是我國總部經濟發展的先導區域，三大區域內已經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總部—制造基地”分工合作模式。如長三角經濟圈總部經濟發展較成熟，“總部——加工基地”區域合作模式基本形成，即以上海為核心，重點發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國內大企業集團總部，以江浙一些城市制造業密集的腹地為制造基地，形成了較完整的區域產業鏈和功能鏈。“總部—制造基地”空間分離的企業布局模式，能夠使城市間、區域間的合作由傳統的產業合作、產品合作，向產業鏈的管理決策、研發、營銷等價值鏈高端環節與生產制造環節等不同區段的功能合作、功能配套拓展。

    目前，寧波總部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是：成效顯著，但總體上還比較滯后。成效顯著表現在，根據《中國總部經濟發展報告（2009－2010）》顯示，寧波已躋身中國35個主要城市總部經濟發展能力的第二能級，排名第11位，與上年位居第三能級、排名第13位相比，有了實質性的改善；總體上還比較滯后表現在，不僅落后于一線城市，而且較之其他綜合發展能力相近的同類城市，差距也較明顯。該報告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連續兩年均穩居第一能級，而與寧波同為長三角副中心城市的杭州、南京，雖同屬第二能級，但其總部經濟發展能力的排名要靠前得多，杭州和南京連續兩年穩定在第5位和第6位，位居第二能級城市中靠前的位置，而寧波卻位于第二能級之末。這與兩地政府積極出臺扶持總部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有關。以杭州為例，2007年7月，杭州市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快總部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試行）》，明確了杭州發展總部經濟的目標、定位和工作重點，提出了總部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這兩年，杭州又不斷跟進、出臺后續的優惠政策。隨著發展環境的逐步優化，杭州集聚了一大批國內外企業總部：既有東方通訊、UT斯達康、娃哈哈、阿里巴巴、新中大等一批知名本土企業總部，也吸引了吉利集團、蘇泊爾集團、康恩貝集團、浙江廣安集團等省內外其他城市大企業總部的入駐。同時，諾基亞、摩托羅拉、日本精工、亞洲光學、華為3COM等國外知名企業也在杭州設立了研發中心。

    當前，寧波發展總部經濟仍面臨不少問題，比如對發展總部經濟的認識未能提升到區域轉型發展的戰略高度；城市的影響力、知名度和國際地位尚不足以吸引大量企業總部入駐；發展相對緩慢的現代服務業尚不足支撐企業總部的有效運作等。盡管如此，無論是從歷史淵源，還是從現實基礎和未來愿景看，寧波發展總部經濟都是時候了。一方面，寧波人歷來有創業謀生的傳統，“寧波幫”曾經把生意做到上海、香港乃至世界各地，并且做得十分出色。如今，“港通天下”的寧波，各種優質商業資源的集聚使得本土創業發展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寧波民營企業優勢明顯，加工制造業比較發達，具有生產型地區總部建設的市場需求，以及研發型地區總部經濟基地的發展前景。更進一步，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深化，吸引企業總部入駐的因素也將逐步“去行政化”，城市商務功能、人居環境、社會事業與保障等將成為企業總部布局的主要考量因素，這給并非區域行政中心但是商業氛圍濃厚、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寧波構建總部基地提供了契機。

    二、寧波發展總部經濟要充分實現“六大效應”

    2010年，寧波的產業轉型升級進入到關鍵階段。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由過去單單求快的“增長”轉向好中有快的“發展”，發展高智力的“綠色”總部經濟將是重要的戰略選擇之一，其實質是實現寧波城市功能的轉換。通過發展總部經濟，吸引跨國公司和外埠大型企業集團總部入駐，將其功能由原來的生產轉換到管理和服務上來，即由原來的生產型城市轉化對周邊區域的經濟活動實施管理和服務的功能型城市。這是寧波城市發展的重大突破和戰略轉移，由此會帶來“六大效應”：

    1、稅收貢獻效應。一是企業的稅收貢獻效應。無論采取哪種組織方式，總部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都要向總部所在地方上繳所得稅；二是公司總部員工的個人稅收貢獻效應。在總部工作的高級白領，其豐厚的個人收入，必然要通過個人所得稅形式為總部所在區域經濟做出貢獻；

    2、產業乘數效應。總部所在地將逐步形成為總部服務的知識型服務業產業鏈，并帶動商務寫字樓、房地產投資的增長；而一個制造業大公司的基地向另一個區域的遷移，往往會帶動多個與之關聯的產業和行業的發展。

    3、消費帶動效應。一方面是總部的商務活動、研發活動以及保障商務活動和研發活動所必須的各種配套消費；第二方面是總部高級白領的個人生活消費，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購物等等，這種消費對于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4、勞動就業效應。“總部—基地”格局的形成，會帶來大量高智力就業崗位。同時，通過產業乘數效應，帶動第三產業，包括知識型服務和一般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就業崗位。

    5、社會資本效應。一個區域聚集了大批的企業總部，說明這個區域的商務環境、綜合環境比較優越，無形之中能夠提升這一地區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國際地位，促使該區域的地產升值。同時，總部經濟加速知識型人才的培養與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與互動，加快城市的國際化步伐。

    6、技術進步與外溢效應。由于技術溢出存在著發展梯度，總部聚集地由于發展程度較高且擁有更多的創新要素，必然處于梯度的高端，而基地必然會承接總部外移的一般性技術。

    三、寧波發展總部經濟的基本策略

    1、高度關注寧波“總部—生產制造基地”布局中的“兩遷”現象

    近年來，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過程中所出現的“兩遷”現象——生產制造基地向欠發達地區遷移、總部向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遷移，在寧波也有明顯表現。

    原來在某個“小地方”漸漸做大的企業，基于做得更大更強的內在沖動和發展要求，將其“首腦機關”遷往寧波，繼續留在本土的那一部分就演化為生產制造基地。這是寧波總部經濟形成與發展的第一個外遷；第二個外遷則起始于在寧波已頗有實力和影響的大企業，基于寧波不斷提升的商務成本和經營成本的壓力，也為了避免產業結構同質化的弊端，有了將生產制造環節分離出來而外遷到周邊地區的內在沖動和實際行動。

    “兩遷”的結果，是構建了寧波“總部—生產制造基地”的格局；而“兩遷”的背后，則是寧波的企業與區域產業集群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系。無論是由原來本土企業的一部分演化成的生產制造基地，還是由大企業及其總部所衍生出的生產制造基地，它們都既依托于或寄生于寧波產業集群而成長，又反過來助推寧波產業集群的發展，從而呈現出一種良性互動的格局。一方面，本土企業作為生產制造基地繼續留在當地（寧波周邊地區）或大企業在這一地區外建生產制造基地，都是看中了這一地區的產業發展前景和產業布局，尤其是青睞其產業集群的布局，并由此獲得所需要的資源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得到這些富有特色的產業集群支持的生產制造基地，又通過適當的方式“反哺”，促使產業集群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總部經濟發展階段；或者說，是總部經濟與產業集群互動融合的發展階段。

    2、采取“四大策略”切實解決總部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

    “兩遷”現象的出現，既給寧波發展總部經濟帶來機遇，又同時帶來了難度。這表明，寧波發展總部經濟不能一蹴而就，還存在諸多問題。應采取“四大策略”著手解決其中突出的問題。

    1)、循序實現近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以引進國內大企業集團的區域性總部或者國內大企業集團的職能型總部為重點，這是近期目標；待這一階段目標基本實現后，可以把跨國公司或國內大企業集團的大區域性總部為重點，如華東區總部等，從而發揮寧波對所在大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與輻射作用，這是中期目標；寧波發展以跨國公司和國內大企業集團全國性總部為重點的總部經濟，發揮對全國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則是長期目標。

    2)、充分發揮寧波作為重要“節點”的優勢作用。寧波是“上海—寧波—周邊中小城市”的“總部—基地”發展鏈條中的關鍵“節點”，即具有“作為上海的基地、周邊中小城市的總部”的特色定位。如果說寧波是上海的基地，是周邊中小城市的總部，則周邊中小城市就是基地的基地。寧波發展總部經濟對于承接上海的輻射并由此形成擴散效應，都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杭州灣跨海大橋建成通車以后，寧波將逐步進入上海經濟圈的核心圈層。在“總部—基地”的經濟架構下，應先做上海的基地，然后才能逐步成長為一個有特色、有影響、有別于上海的總部經濟城市。

    3)、要主動錯位選擇。上海作為國際性城市，主要吸引跨國公司亞太地區總部、跨國公司中國地區總部、國內大型企業總部；杭州、南京作為沿海區域中心城市，主要吸引跨國公司分支機構和國內大企業總部或區域總部、省內本地企業總部；寧波主要是留住本地企業總部，側重發展民營經濟總部。積極推進臨港大工業的戰略合作與重組，加大對特大型央企的引進力度。同時，要積極吸引跨國公司分支機構落戶，有效集聚國內、省內大企業的高端部門，如研發、營銷、組裝總部。從長遠來看，寧波應發揮產業基礎和商務功能優勢，爭取吸引省內企業總部和國內大型企業區域總部入駐。這樣，可以有效規避長三角總部經濟發展存在著的產業結構趨同、互補性不強、城市間分工不夠明確的制約因素，避免與長三角區域各省市招商引資大戰、重復建設等問題，形成區域內長遠的競爭力。

    4)、要兼顧總部與基地的發展。寧波作為眾多總部企業的所在地，應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隨著生產制造基地的外遷，寧波城區內可能會出現“產業空洞化”傾向。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既是滿足高端企業和人員的需求，又是對“空洞”產業進行的適時填補，更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良好契機。特別指出的是，在發展總部經濟時，應糾正通常存在的一個傾向，即過于關注總部，而往往忽視或輕視了基地的發展。這對于周邊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是很不利的，也從根本上有悖于和諧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實際上，總部經濟與基于區域經濟的制造業發展有著天然的聯系，在發展總部經濟的時候，應做到“總部—生產制造基地”布局下的總部與基地兩者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