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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經濟增長的過程清楚地顯示出從農業部門主導、工業部門主導，向服務部門主導的結構變遷。相應地，起關鍵作用的要素大致經歷了土地、資本、技術、人力和智力資本的轉換。創新從工業部門主導階段開始，其重要性逐漸增強。在服務部門主導階段，創新的主要內容是創意，如構思、設計、程序等，特別是在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中的創新，其物質形態的成分越來越少，更多地表現為思想或意識形態的東西。所以，就上海而言，未來的發展趨勢應逐漸與服務業、智力資本、創意相聯系，而這些方面均與文化要素和文化產業具有天然的共生與互動關系。

    關于經濟增長，傳統分析著重探討土地、資本等不同要素的貢獻，以及均衡增長路徑的存在。之后的研究側重技術內生化和不同國家增長率的趨同或趨異，但較少涉及增長中主體及其作用。即使考慮相關主體，也是假定其偏好、動機和行為既定，其作用也僅僅是一種象征，并不起實際作用。這種缺少企業行為及其作用的增長分析，就像沒有主角的戲劇文本，存在很大的缺憾。經濟學家熊彼特把企業家及其創新行為作為增長的最終動力。他認為，企業家創新導致的“創造性破壞”，打破經濟的循環流轉，實現持續增長。經濟學家舒爾茨則指出，經濟增長理論存在兩個缺陷，一是忽略了增長過程的不均衡性質和特點，二是忽略了企業家在處理這些不均衡時所作貢獻的價值。他認為，當這種不均衡出現時，就存在著通過資源重新配置以取得收益的機會。那些了解機會并能抓住機會的人就是企業家。經濟學家鮑莫爾分析了發達國家的增長，發現這些經濟體令人羨慕的增長記錄，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創新，而使創新規模較大的原因在于，市場的競爭壓力迫使企業把產品和市場創新作為最重要的競爭手段。經濟學家納爾遜分析了決定企業生產率高低的因素，以及決定企業間生產率差異的因素，認為企業不是簡單的投入—產出轉換器，而是一個“社會體系”，這一體系對其成員的激勵作用有高有低，程度不同，影響著管理決策的執行方式，影響著如何識別和評價可供選擇的方案，由此決定不同企業的效率差異。這里的企業家主體作用和“社會體系”狀況如何，都和文化要素的關系甚為密切。

    在服務經濟條件下，增長的主要源泉是人力資本乃至智力資本，增長的創新動力是創意，包括科學創意和文化創意。一方面，智力資本的規模和創意的數量，更多地受到文化要素的制約，即人們的價值觀、信仰、慣例等對增長的影響在增強；另一方面，基于智力資本和創意的增長，也會推動文化變革，從而產生二者的共生演進。相對于工業化社會的增長，經濟與文化共生演進導致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增長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即主要依賴物質資源投入轉變為主要依賴智力資源投入。這是因為，智力資本的積累更多地依賴于文化要素和文化產業，而智力資本積累本身的大部分內容就是文化；文化產業的發達有利于智力資本積累，從而促進創意規模擴大，同時，更多創意的產生帶來文化產業門類的擴大。可見，這種文化產業與經濟增長的共生演進會產生正反饋效應，對二者均產生規模報酬遞增。

    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其規模擴大迅速，并可能在上海轉型發展的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在現代經濟中能否作為主導部門，產生上述擴散和分工效應，是關注的重點。首先，文化產業的范圍廣泛，具有強大的擴散效應。按照我國的分類，文化產業包括核心層、相關層和外圍層，有數十個子產業，從產業鏈看，具有很強的擴散效應。例如，一個創意的題材可以形成電影、電視劇、動畫、漫畫、形象產品、音樂、舞臺劇、紙質出版物等大量衍生產品，并且可以與廣告、設計等方面聯系開發。文化產業還會帶動相關設備制造、設計、研發等后向部門發展，也會為前向推廣、知識產權交易等提供條件。其次，文化產業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提供精神產品，除了給產品或服務購買者提供娛樂、休閑等直接經濟效用外，還具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效用，從而具有附帶的人力資本投資功能。通常的人力資本投資是教育和培訓，需要相應的投入成本，但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本投資是一種溢出效應，相當于無成本的投資。因此，文化產業具有顯著的增長效應。再次，文化產業中除了創意部分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以人文資源為基礎的旅游和相關產業開發，這類產業的主要投入是歷史形成的人文形象和符號，其邊際成本為零，環境成本也為零，它的擴展和整合對增長的效應無疑是很大的。

    在服務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組織形態也會出現新的特點，由傳統的層級制為主，轉變為多種組織形式并存的情況，聯盟式、網絡式的企業組織形式大量增加，層級制形式本身也會逐漸減少縱向層次，向扁平式、集團式等轉變。企業組織形式的轉變，導致企業競爭方式的變化，更多地關注合作式競爭和共贏。在智力資本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條件下，企業管理的理念也越來越關注以人為本的激勵，相應地，企業文化對企業經營戰略和績效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反映了在微觀層次上的文化與增長和創新的共生演進。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