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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是經濟增長中最為強勁的“發動機”，世界強國無不依賴技術的不斷進步。企業作為經濟的中流砥柱和持續發展的依托，一直以來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近年來，杭州市委、市政府出臺了各項扶持政策，企業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如2011年杭州有效發明專利居省會城市第一。然而由于知識和技術的規模報酬遞增性，導致發達國家與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知識和技術積累能力的自增強機制使后發國家落入始終追趕發達國家的“陷阱”；再加上技術進步（自主研發和技術擴散）過程的風險性和局限性制約，自主創新的巨大風險削弱了企業創新的意愿，致使部分企業仍然沒有脫離以量擴張的模式，技術鎖定特征非常明顯。政策是影響企業發展戰略的重要變量，現實中，眾多成功創新的經驗證實：明確的政策指向和良好的市場機制兩者缺一不可。因此，靈活的政策傾斜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是促進企業創新成長、發展創新型經濟的重要保障。

    降低技術依賴，擺脫低端增長黏性

    工業化初中期，通過承接國際跨國公司的“代工”和“服務外包”項目，有利于較快地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但跨國公司出于追求壟斷利潤和政治等原因，只將產品生產鏈中附加值低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我國。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低端產品所引起的耗能耗材、生態環境問題卻日益嚴重。伴隨著人口紅利下降、資源環境壓力增大、成本優勢逐漸喪失等現實，企業普遍感受到生存和發展的壓力。一些企業停留在代工和服務外包環節，增長的隱性成本已大大高于顯性效應，賺的是低利潤，過的是“溫吞”日子。
    技術依賴遠比資金依賴和市場依賴更加難以擺脫。跨國公司既希望利用低成本優勢獲取多的價值鏈分工利潤，同時又提防代工企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往往會利用種種手段來封鎖和壓制，使得代工企業容易被鎖定于微利化，陷入創新能力缺失的非意愿惡性循環。
    創新作為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就。核心技術特別是前沿和戰略技術是引進不了的，政府需要引導企業不依賴慣性生存，清醒地意識到低端制造業的風險，及時轉變觀念，把創新視為企業手中掌握的“核心武器”，充分了解和挖掘市場需求，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力求實現突破，提高發展的質量與效率，擺脫低端增長的黏性。

    優化扶持方式，增強資金杠桿作用

    目前，無論是研發項目還是產業化項目或者技改項目，財政資金還是以無償資助為主。這種方式對于降低研發階段風險作用較大，但對根本上解決企業融資問題，特別是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意義不大，這也是造成目前財政科技投入增長較快而企業研發投入增長較慢的重要原因。對于大中型企業，政府財政投入對企業的主體投入產生了替代和擠出效應。
    增強資金杠桿作用，即追求單位財政資金支出撬動社會資金投入自主創新的效果最大化。可積極探索投資引導基金、融資擔保、財政科技周轉金、財政貼息、政府購買、企業回購等多種扶持方式。一是加強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引導作用，推進創新創業投資體系的發展。二是建立擔保機構資本金補充和多層次風險分擔機制。三是探索設立財政科技周轉專項資金。由專門機構負責評估，政策性銀行具體操作，也可與商業性銀行按一定比例綁定貸款。主要采取無息或低息方式對具有市場前景的自主創新項目或成果轉化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成果進入商品化階段以后，歸還資金。既解決企業融資困難問題，又可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四是嘗試政府購買、企業回購模式。對于企業的自主研發項目，根據研發經費規模，政府出資購買研發項目，并對創新活動實施監督，研發成功后，按財政出資額由企業購回創新成果或專利技術。或由政府出資購買企業創新成果或專利技術，提供給相關企業使用，使用創新成果的企業在取得收益后，按財政出資額購買創新成果或專利技術。

    尊重知識產權，構建“產學研”平臺

    尊重知識產權是創新的基礎。知識產權制度賦予了創新者享有法律上的權利，阻止他人未經權利人許可而使用，從而成為保護創新者的權益、激勵創新意愿和行動行之有效的一項制度。中日龍電器制品（杭州）有限公司的楊煉坦言，“一定要保護知識產權，嚴厲打擊盜版、抄襲。國內盜版太多了，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得不到保護，沒有人會認認真真搞研究的。”縱觀全球，凡是科技發達、創新突出的國家，都十分強調知識產權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強調知識產權的尊重與保護，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的能力，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一個城市的創新水平。
    要促進產學研聯合互動，需要緊緊圍繞企業的需求。杭州約80%的研發人員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現有體制下，科技成果的評價標準還是重“技術價值”輕“市場價值”，這與企業的目標發生沖突。一些企業在自身缺乏技術力量情況下，對合作項目是否能夠真正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產生疑慮。因此，在鼓勵高校、科研機構研發人員走進企業的同時，也可以把行業界的著名專家、研究人員、高級管理人員等多渠道地引進到高校、科研機構中，通過目標、文化、習慣的磨合，逐漸形成產學研內部有效的激勵機制。杭州已經有很多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了穩定的產學研合作關系。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博士后工作站及現有的技術平臺，聯合招收、共同培養博士后研究人員，通過博士后技術的支持，建立了基因工程新藥研發平臺，并初步構建了化藥研發平臺，提升了公司整體科研實力，成效非常顯著。

    培育創新文化，激發企業創造活力

    美國著名的學者伊頓曾經預言：“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國家的最高經濟利益，將主要取決于我們同胞的創造才智，而不取決于自然資源。”伊頓的預言在今天已經成為現實。隨著資源緊缺加劇、能源價格急劇上漲，杭州未來發展的動力將取決于城市的創新能力。創新型城市建設不僅需要一定的工業基礎、資本與人才，更需要城市的創新文化提供精神動力。創新產生于適宜的文化氛圍里，成長于民眾理解和支持的社會環境中。比如形成“鼓勵成功、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個人創新表達自由，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突出，政府積極鼓勵與支持創新行為，一切有利于城市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等等。
    政府和企業是推進創新兩種不同的力量。但僅靠政府的意愿是不夠的，必須激發企業的積極性。從根本上說，企業是創新的主體，離開了這一微觀基礎，創新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有企業主動創新，并具備創新的能力，才會推動創新的進程。一個企業能否進行創新以實現技術領先，這與企業家的技術戰略理念及領導素質緊密相關。在強調財政資助和稅收優惠的同時，不應忽視企業創新文化和企業家精神的培養與激勵。因此，應當盡快構建合理的企業間人才選拔機制和繼續教育體制，培養企業經營者自主創新、主動創新的長遠目標；設置激活企業創新意愿的激勵政策，提高創新補貼的激勵效應；完善創新的退出機制，如民營企業轉向服務業時，現有土地性質能否順利轉換等問題；將政策扶持的重點放在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管理創新和集約發展、規模發展、科學發展上，從而實現杭州企業創新的重大突破。

    加強外部監督，建立創新信用機制

    隨著自主創新支持資金的逐年增加，企業申請創新補貼時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由于技術評價體系與信息披露機制存在一定缺陷，企業技術創新信息并不透明，可以釋放虛假信號來獲取政府的創新補貼，如通過招聘兼職、顧問等方式聘請不參加實際工作的“研發人員”，將院士、教授和研究員掛到企業名下；購置日后并不使用的先進研發設備等。虛假信號可能達到欺騙政策的目的，從而嚴重削弱政府創新補貼的激勵效應。
    由于創新補貼是企業與政策制定者之間進行反復博弈最終形成的，因此，政府應設計事后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增加企業創新補貼的“違約成本”。如果創新成果與事前承諾的不符，沒有實現先期的自主創新目標，企業就會因此受罰，這對于釋放虛假信號的逆向選擇行為具有威懾作用。當然，科技評價和評審機制的設計，要體現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防范“關系戶評審”和尋租行為的出現，應完善同行專家評審機制，建立評審專家信用制度，加強對評審過程的監督，擴大科研成果評審活動的公開化程度和被評審人的知情范圍。
    減少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急需建立企業創新的信用機制。由于考慮到自身在創新方面的“聲譽”，企業會仔細權衡釋放虛假信號以獲取短期收益與釋放真實信號建立聲譽并獲取長期收益兩種選擇的利弊得失。設計一個長期、動態的企業創新補貼和資助計劃，建立企業申請創新補貼的信用記錄，就顯得尤為必要。建立穩定支持企業創新、尤其是重大自主創新的科技投入機制，在法律法規層面將企業創新補貼納入制度化軌道，使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和資助有法可依，有規可循。

    完善退出機制，設立企業援助基金

    經濟發展是一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低效企業的不斷退出與新企業的持續進入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如果企業不能順利退出，意味著部分生產要素被閑置或被迫低效益使用，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社會利益關系就傾向于對立和矛盾激化，社會易趨向于不穩定。
    有序的市場競爭及其產生的優勝劣汰機制，使社會資源流向更具高效率的產業和企業之中，從而使宏觀經濟增長方式逐漸朝集約化方向收斂。由于退出障礙的存在，市場機制在克服產業退出障礙方面作用十分有限。退出既涉及企業利益，也涉及社會福利，具有較強外部性的活動，退出不僅涉及經濟資源的配置，還涉及勞動力就業、社會安定等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再加上企業曾經對社會做出過貢獻，因此，政府有責任幫助其找到出路和歸宿。可以組建企業救助機構，由市、區（縣）各級發改、經貿、產業、金融等部門構成，職責是制定援助政策、制定企業退出方案、協調企業退出行動、組織實施企業退出。由政府設立專項退出援助基金予以支持，政府可以對退出的企業給予優惠待遇，如企業若封存和淘汰設備，在進行新投資時，就可以按比例得到優先或優惠貸款，或采用特別折舊率，或者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償，后一種做法有時也采取政府向企業“購買”舊設備然后將其廢棄的方式，即所謂的“收購報廢”方式。退出援助基金還可以用來作為職工再就業培訓的費用和待業救濟金等。退出基金可由財政出資一部分，從現有企業按一定的比例提取一部分，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籌集一部分構成，主要用于克服退出障礙支出、在退出產業領域導入新產業的資金支撐，以及用于職工的再培訓等，基金可實行開放式金融化運作。（作者：杭州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