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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零點起，滴滴順風車全面下線，繼續整改客服體系，同時免去兩名高管職務。溫州女孩在乘坐滴滴順風車途中遇害，讓公眾把矛頭指向了滴滴。在眾多的口誅筆伐中，有一種聲音認為，2018年是互聯網平臺公司的“黑化”之年。

    “此前，它們是創新先鋒、財富偶像、天之驕子；現在，越來越多人覺得它們為富不仁、飛揚跋扈、敷衍塞責。”傳播學研究者、前南方周末記者方可成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表達憤怒，在他看來互聯網平臺公司的童話年代結束了，他說在9月即將出版的《Platform Society》一書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幾位研究者總結認為，互聯網平臺有幾大特征：數據化（基于用戶數據的商業模式）、集中化（壟斷趨勢）、個性化（例如個性化推送）、全球化（海外市場擴張），以及模糊化（obfuscation）。這個公眾比較陌生的“模糊化”，指的是：這些平臺公司往往會用一些美妙的詞匯和說法，來掩蓋背后的真實產品邏輯。

    因為劍橋分析數據泄露事件，Facebook一夜間黑化，民意從“怎么能監管Facebook”變成了“怎么監管Facebook”。在公眾眼里，扎克伯格從美國偶像，變成了全民公敵。從鄭州空姐到溫州女孩，滴滴從“美好出行”變成了“沒好出行”，要求柳青、程維公開道歉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人們不禁要問，互聯網公司為什么會變“壞”？

    關于創業公司有沒有“原罪”，其實早有過討論，往往只有一家創業公司擁有突破邊界的想法和能力，即所謂創新，才會獲得成功。但創業公司往往存在長期高速發展，但在錢和其他資源上捉襟見肘的矛盾，以至于存在投機取巧的“原罪”，當然也有人稱其為“增長黑客”。一位招聘網站的負責人就曾在私下表示，假若在創業初期就將審核規則設置得非常嚴格，那用戶的增長就不可能跟上同業競爭的速度，最后“死”于無名。只是這份僥幸心理最終傳導到用戶端，后果誰也無法預料。

    微博CEO王高飛身處其中，觀點更為中立，他認為互聯網的初心是好的，在10年前SNS或共享經濟出現的時候，這些充滿自信的創業者相信可以靠新技術解決社會問題，而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確實比之前的傳統公司好。但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互聯網公司也在創造新的問題。而對這些新問題的不作為是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惡化的原因，比如大部分SNS（社交網絡服務）都把《失控》奉為圣經，認為系統會自愈，將選擇權交給用戶就會解決一切問題。這種視而不見終歸過于理想化。

    當互聯網公司和傳統公司已經漸漸失去邊界，不再是創業創新中的新物種；當互聯網帶來的好處用戶早已習慣，不再感激這些公司帶來的改變……社會確實正在反思過去10年互聯網的負面影響，以及對于未來，我們又該如何遠離“野蠻生長”？
    （原標題：互聯網公司為什么會變“壞”？ 張麗華）